新书预告

第(2/3)页

授，教授比较诚挚地说：这个病我解决不了啦，药物基本没什么用了，你们要去北京，估计要动开颅手术。开颅？！孩子才多大？我们全家都几乎绝望了，我很理解老婆当时的心情，孩子有什么事，她也活不下去了。

        抱着最后一丝希望，我和老婆克服困难，在单位请了长假，前往北京。在北京，多亏了老婆表姨父的女儿，也就是姐姐一家人。姐姐和姐夫为我们安排了暂时闲置的房子，还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，真的非常感激他们。于是，带着孩子，我们在陌生的首都暂时地安顿了下来。原本以为在长沙看病已经很难了，哪知道，到了北京，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看病难。大医院的号全被号贩子垄断，我曾经凌晨去北京儿童医院排过两次号，但没有一次能排到，就连普通号都没有，更别说是专家号。无奈之下，我们只得用数以倍计的价钱，从号贩子手里买到了号，找到了专家，专家让我们先去做检查。然后检查照样要排号，按照他们所说的“正常情况排队”，轮到我们要等到七个月以后去了，我们只好又找到号贩子，再加倍地付钱，那些人果然神通广大，第三天就做了检查。再然后，再找号贩子买号看专家，再检查……如此反复。我们住在联想桥一带，每次到儿童医院都要在天没亮的时候出发，然后挤很远的公车，有时做检查都没办法吃饭，又要找号贩子交涉……个中艰辛，实在是不堪回首。在北京的这几个月，足以毕生难忘，但为了孩子，一切都是值得的！

        经过专家判断，孩子只是脑电图有某种相似的波动，但并没有那种可怕的病！我们本来已经做好倾家荡产，做手术的准备，乍闻这个消息，一时悲喜交加。为了确认，我们又看一位专家（自然又离不开号贩子的手笔），最终两位专家的判断结果一致，我和老婆

(本章未完,请翻页)
记住手机版网址：m.biqivge.cc